限電!停產!近期，江蘇、廣東、云南、廣西、浙江、寧夏等十余個省份都采取了限電措施。部分企業因限電縮減產能，許多人都在問：為什么要在生產旺季拉閘限電?

　　總的來說，本輪“拉閘限電”的原因并不復雜，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沖刺能耗“雙控”政策目標。能耗“雙控”政策是指，中央政府通過對省、自治區、直轄市等行政區設定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強度控制目標，從而對各級地方政府進行監督考核，以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能耗“雙控”現已成為中國實現節能減排的一項關鍵考核指標。一些省份為了沖刺能耗“雙控”目標，采取了限電限產這一“補作業”式的極端措施。二是電力供需矛盾。電力短缺也是本輪多地限電的主要原因。例如，東北地區在能耗“雙控”考核上并未面臨較大壓力，電力供需矛盾是此類地區限電背后的關鍵癥結。2021年上半年以來，部分煤炭品種價格大幅上漲，部分地區出現電力供需缺口。此外，中國經濟在疫情期間率先復蘇，促使外貿訂單大規模回流，短期內帶動國內電力需求快速回升。

　　無論如何，平穩過渡都是需要的。未來疫情結束時需要，現在限電同樣也需要。調控產能并不是只有一刀切限電，更不必影響民生。

　　多地一刀切，暴露地方治理短板

　　雙控政策的推出本是為推動雙碳目標實現，但近期，多地出現大面積拉閘限電現象，牽涉范圍包括企業和當地民眾。

　　多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大面積拉閘限電，暴露出環境和經濟治理短板。中國能耗雙控的發展進程是循序漸進的。“十一五”規劃把單位GDP能耗降低作為約束性指標。“十二五”規劃在把單位GDP能耗降低作為約束性指標的同時，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要求。“十三五”時期實施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明確要求到2020年單位GDP能耗比2015年降低15%，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準煤以內。可以說，在能耗雙控上，中央已經給各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預留了相應的時間窗口。

　　發改委發布的各地能耗雙控完成情況顯示，部分地區沒有完全執行國家關于能耗雙控的落地標準，甚至出現能耗強度反彈現象。可以說，如果地區為了追求短期經濟利益，默許能耗高的企業和產業滿額開工，造成能耗指標長期超標，必然會為了應付中央的能耗雙控監管而采取匆忙拉閘限電等應付性舉措，這屬于治標不治本的運動式治理。

　　地區能耗雙控不達標，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狀況沒有獲得明顯狀況，反而進一步惡化。正是由于部分地方在當地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的協同發展上搖擺不定，沒有在長期發展規劃中對經濟、民生、環境三方進行能耗雙控指標的合理分配，造成日常治理始終停留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次。

　　當然，隨著中國碳交易體系的推動，可以通過市場化手段緩解高耗能地區的雙控壓力，但依然需要地方在產業轉型、高耗能企業退出上有更堅決的改革力度，不能再為了眼前利益繼續放任環境和經濟治理的短板延續。

　　能耗雙控走樣

　　“接到限產通知，我們已協調處理，但裝置負荷陡然調低，易導致催化劑分布不均勻、局部濃度太高，帶來安全隱患”“能源消耗量是少了，但開開停停讓連續運行裝置受不了，限產限電對企業影響肯定是大的”“除了按要求限負荷生產，目前沒有其他辦法，我們有啥想法也是枉然”……陜西省榆林市多位企業人士向記者坦言，當地的“限產限電”已給企業帶來巨大沖擊。

　　“多地紛紛加嚴措施，可見對能耗雙控工作的重視，值得肯定。但能耗雙控指標僅僅等同于限制電力供應、產能指標嗎?”一位權威專家講到，能耗強度、總量控制分別為約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前者必須完成，后者是鼓勵性質。

　　該人士還稱，限產限電等短期行為，實際背離了促進節能降耗、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初衷。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看來，“‘急轉彎’式的應急管控措施，體現出地方理解有偏差、尺度沒把握好。”有的地方一味對傳統產業采取限產限電等措施;有的地方為了節省能源消費總量指標，限制原料煤和焦炭外運;有的地方即將投產或在建的新興產業項目，也因能耗指標缺口問題被迫停止。這些行為惡化了營商環境，破壞了企業投資信心，也影響下游產業乃至地方長期發展。

　　“出現偏差的原因包括：有的地方經濟、技術基礎較差，平衡經濟社會發展與能耗雙控的能力不足;有的地方產業結構偏重，綠色低碳轉型升級的難度大;還有些政策不合理，比如煤制油氣與煤電同屬能源加工轉化過程，前者能耗計算在產品產地，后者算在產品消費地，不科學。”常紀文稱。

　　限產限電的沖擊日益凸顯。常紀文提出，“地方既要堅決遏制“兩高”項目增長，也不宜大拆大建、大關大停。”調研還發現，有的地方能源消耗量水分較大，真實耗能與統計上報口徑不一，相差近一倍。建議相關部門建立通報批評、用能預警等機制，切實改變老實人吃大虧、違規者占便宜的現象。同時，科學設置能耗雙控目標考核，為地方壓縮產能、企業節能改造騰出時間。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田智宇稱：“提升能源產出率不是限制用能，而是引導各地區把發展重心轉向提升質量和效益上來。”傳統“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必須創新更高效率的發展模式。我國節能降耗雖取得顯著成就，但能源產出率與發達國家仍存在明顯差距，且最發達與最不發達省份之間，能源產出率相差8倍以上。提升能源產出率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簡單要求各地區在能源產出率上達到同一水平，而是要結合各地區實際條件，不斷探索創新各具特色的高質量發展路徑。

　　但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中國單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十四五”規劃綱要將“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5%”作為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約束性指標之一。

　　值得肯定的是，各地越來越重視這項工作。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上馬、強化重點用能單位日常監管，以及科學限制高耗能企業用電，提高電價、分時供電等方式起到實效。然而，一些運動式、急轉彎的作法也紛紛出現。部分地區動輒以“遏制能源消費量上升”為名，大面積推行產量壓減、用能限制，沒有區分具體情況，對不同的企業、項目、產品一律采取相同措施。

　　“一刀切”制造出的只是雷霆雙控的假象，非但難以產生長遠效果，還容易帶來新的問題，比如打亂市場供需秩序，間接推高產品價格，或讓企業對政府失去理解信任。

　　造成種種不良后果的，并非是能耗雙控政策本身，而在于實際執行方式。這些短期行為背后，反映出地方既沒有提前謀劃，也未建立長效機制。有的地方口號喊得響、行動跟不上，有的地方仍在違規上馬“兩高”項目，還有的地方選擇性執行、對不符合要求的項目開口子。前期欠賬過多過重，臨近考核只得緊急惡補，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以確保短時達標。這不是能耗雙控的真正目的，也與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求背道而馳，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擬建、在建及存量項目應分類施策、精準治理。比如，對新建項目強化節能審查制度，提升能效水平，避免采用低效落后工藝和設備;項目投產后，加強用能過程管理、提升節能管理能力。

　　拉閘限電背后，全球能源危機擴散

　　10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電力和煤炭等供應工作。統一將市場交易電價上浮不超過20%。并且要求糾正有的地方一刀切停產限產或運動式減碳，反對不作為、亂作為。講政治、保供應、增貸款、漲電價，糾正“運動式減碳”，一時間五招頻出，讓人們看到了中國政府保障民生供電、穩定經濟運行的決心和強大調控能力。中國人民是有福的，盡管出現了局部的短時“拉閘限電”，但至少不會因為煤電市場動蕩，經受像美國德州大停電那樣的寒冬，不會出現像印度大停電那樣的災難。

　　然而，僅僅憑借臨時性的行政手段和政治覺悟就可以解決中國煤電市場的“失衡”嗎?

　　如果造成“限電”原因是短時的自然災害、是突然的市場動蕩，這當然可以。這種行政調控能力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但是，如果這是一種長期的市場格局，乃至全球供應鏈的變化呢?

　　在全世界的能源供應鏈受阻，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新能源發電不足的情況下，歐洲已經出現了風電發電量下降、能源緊缺，美國的能源價格也在暴漲，印度、韓國出現電煤供應短缺，全球都正在經歷新一輪能源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拉閘限電”其實本質上是受全球能源供應鏈斷裂“沖擊”造成的。不應把“拉閘限電”孤立的看成一種偶然事件。而是應把其放在全球產業格局、供應鏈的體系中去認識。單純的市場化的供需博弈，抑或是單純的行政調控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只有在新的供求理論、市場理論、甚至是政治經濟理論的引導下才能找到根本性解決出路。

　　中國如何建立更完善的能源市場供應“框架”，以應對來自全球能源供應鏈斷裂的“沖擊”?

　　在中國方面，商務部已經出臺了穩外貿和穩外資的政策，并且重申全力執行《外商投資法》。最理想的狀況是，即使有不少外國制造業蠢蠢欲動，但這會倒逼中國的產業轉型。長期來講，中國應該還是世界的制造大國，只是“世界工廠”的桂冠不應該是執著的重點，因為中國的終極目標不是僅僅成為世界的生產者或是原料國，而是成為世界的發明中心和創新產業重鎮。

　　中國企業及商業組織可以積極參與各領域的供應鏈重組以及分散風險的討論與規劃，不必被動地把全球供應鏈多元化視為一個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跨國企業也會面對類似的挑戰，包括在中國境內如何在區域分配上規避風險。在新冠肺炎疫情徹底平息、世界經濟重回軌道之后，中國有望成為全球供應鏈多元化的先驅者和實踐者。

　　總的來說，這次能源危機告訴我們，要解決能源短缺問題，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要讓能源回歸商品屬性。能源之“變”是會長期伴隨我們人類發展的，化石能源也只是人類發展中的過客，未來需要新的能源。在能源轉型中，中國必須堅守能源必須更環保、更潔凈的原則。未來誰能夠在零碳技術上創新占據領先，就是新賽道上的領跑者，誰就有可能引領下一輪產業革命